——奥斯特洛夫斯基
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，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。在任何逆境中，他都能充实自己。
——丁玲
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初66届（3）班学生。
1968年9月15日，我自愿报名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32团9连。因为在当年那特定的环境和形势下，我们无法扭转和违背上山下乡大潮流，而且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。假如可以进入时间隧道，回到1968年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我仍然会选择北大荒。
我从小就向往着部队生活，为了穿上那绿军装（虽然没有领章和帽徽），我不愿意去离家较近的崇明农场，而报名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。
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九年，我们吃了很多苦，经受了磨炼，所以现在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有信心、有毅力克服。
当时我们没有怨天忧人，很单纯很乐观。我们也读了许多书，有政治、历史书，如《中国通史》和《世界通史》……我在箱子底下还藏了一些名著，有《牛虻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。因为精神上没有萎靡不振，所以没有被困难所压垮。
正如我在个人主页春华秋实中写的：“曾经如火如荼的青春，伴随着朝阳蓬勃向上。那被汗水洒过的黑土地，在今天的夕阳中展现辉煌。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，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。猪圈岂生千里马，花盆难栽万年松。青春年华，千锤百炼。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。
一、煤油灯下写书信
晚上，我坐在电脑旁，边回忆边“书写”着30年前的往事。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在煤油灯下写信的情景：
1968年刚到黑龙江时，连队还没有通电。一到晚上，家家户户在炕桌上点起一个煤油灯。玻璃灯罩中飘忽不定的小火花，至今还在我脑海中闪烁。我凑在油灯下写信，写给日夜思念着的远方父母，写给天南海北的同学朋友。有时看书或写信太专注了，头凑向煤油灯，越凑越近，甚至撩着了头发，熏黑了鼻孔。
那时写的书信，都是一些豪言壮语，譬如：“猪圈岂生千里马，花盆难栽万年松。志存海内跃红日，乐在天涯战恶风”，还有“要做那疾风中的劲草，岁寒时的松柏，雪山顶上的冰凌花，永远扎根在北大荒，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龙江”等，一套又一套的。现在看起来一定很可笑，但幸亏那时有这些精神支柱，才使我们能够笑迎任何艰难困苦，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否则，突然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，来到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，有可能会经受不住严酷考验的。
二、战天斗地，脱胎换骨
农忙时，队部的“八大员”（会计、出纳、统计、文书、教员、保管员、代销员和司务长）都得下大田。当然司务长专门负责送饭。
夏锄就必须挑烈日当空的大晴天，被刨出根的杂草经过暴晒才不会死而复生，那可真是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，我们一字排开，每人一垄，挥动锄头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。有时直到晌午，才能到达地头。我汗顾不上擦，水顾不上喝，无论如何努力，总赶不上大部队。我们的连长、指导员都是转业军官，他们对我们知青很好，只要认真劳动，不偷懒，一般都不会受到责备。指导员还经常从地头返回来接我。但我心中恨自己：为什么手上磨起一个接一个的血泡，却怎么也得不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；为什么脸越晒越红，最后就干脆蜕掉一层皮，怎么也晒不黑！？（老职工总是开玩笑叫我“土豆皮”）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呢？
说起不喝水，除了节约时间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上厕所。要知道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里，要“方便”的话是最不方便的事。如果地头没有小树丛，就必须一直往前走，到底走多少路，要看人而定。当地妇女走的路一般最短，她们好像不太在乎，而我们女知青，简直要走到地平线下去，思想越保守的人，走的路就越多。我每次到地头就累得不想动弹，总想多坐会儿。所以我就练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“本事”，基本上可以一整天不喝水，这样就可以中午多休息一会，不去“方便”了。
三、收获季节，靠天吃饭
秋收时如果遇到洪涝天气就糟了，拖拉机在泥地里打滑，越陷越深。它们自身难保，更别说去牵引康拜因（联合收割机）了。苏联机械化程度高，几十台康拜因在一块大田里转，早就赶在暴雨天气前将粮食收回去了。而我们每个连队只有两三台康拜因，只好靠天吃饭。遇到老天爷不帮忙，连队的农工们就必须从早到晚在大田挥动镰刀，抢收麦子。我们喊着“人定胜天”、“小镰刀可以战胜大镰刀”等口号，那个时代，人的精神特足。我们在泥浆地里摸打滚爬着，有时中腰雨鞋陷入淤泥中拔不出来，只得放下镰刀，用手去帮忙，累得气喘吁吁的，经常滑倒在泥浆里，一天下来也割不了多少麦子。大田里的蚊虫又特多，北大荒有一种小飞虫叫“小咬”的，成群接队，密密麻麻追着人咬。有时我们把外套脱下来，包住头部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又闷又热的，“小咬”照样也能钻进来咬。
如果老天爷帮忙，康拜因能下地的话，人就可以轻松些。地头上安排些农工，负责割康拜因转弯时落下的拐角上的麦子。大多数人都在麦场上翻晒粮食。我经常跟尤特（一种带轱辘的运输车，车身有些像拖拉机）来回拉麦子。为了赶时间，一般跟车的不坐在车头内，始终在后面拖车厢中。回来时装了一车小麦，随你是坐是躺，很舒服。问题是去的时候车厢内空空荡荡，一路上又颠得厉害，坐是万万坐不得的。我们又练出了一身本事：可以单凭一把木铲，站在那飞奔的车厢中，两脚来回挪动，始终保持着平衡。那时胆子也真大，不怕被摔出去。这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妈妈的，否则她一定会担惊受怕。我们的家信当然都是报喜不报忧。
四、伤痕——永久的留念
我到黑龙江的第二年因为连续不断地腹痛被送到团部医院，被确诊是急性阑尾炎。
我住院时正逢1969年的国庆节。上午，病房里的北京知青听着中央台的实况转播都哭了，因为他们想起以前在天安门广场欢度国庆时的情景了。
我当时并没有哭。陪伴我的同学回连队取东西去了，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静静地躺着。只是想，一定要告诉比较要好的同学，写信回家时千万不要提起我住院的事，以免我妈妈着急。
我的床边放了好多水果罐头，都是同学们和其他知青送的，那是当时能够买到的最好的营养品。还有一篮子鸡蛋，是连长派人送来的，连队有个养鸡场。
后来我因为右腹剧烈疼痛呕吐，吐了一地，痛得满头大汗。旁边的一个老大爷（病人家属）过来帮我打扫干净，我很感激，至今还记着他。
当我听到大爷对大娘说“这些孩子真可怜”时，我忍不住掉眼泪了，我好想远在上海的爸爸、妈妈。一个人得重病的时候最想家，想自己的亲人。
因为当时知青刚下乡，生病住院的很少，医院十分重视，派了最好的医生为我手术。他们都是军医，主刀医生姓童，很和气。术后第二天，童医生来到病床边，一本正经地问我：“排气了没有？”我愣了老半天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禁不住想笑。但一笑刀口就像要裂开一样的疼，只好拼命忍住了。
童医生经常询问情况，鼓励我下床走走，说可以促进肠子蠕动，防止肠粘连。他还扶着我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动，我的伤口恢复得很顺利。
等我出院以后，连队选我去参加知青代表座谈会。我这人情愿做，不善于说的，但当时怎么也推脱不掉。我没有觉得丝毫光荣，总觉得自己做的并不出色，是连长看我刚出院，不能干重活，为了照顾我而让我去“坐”着谈的，记得当时为发言写的开场白以及给妈妈的信中我都是这么说的。我是出院后才给家里写信说起住院开刀的事情。
以上就是我在黑龙江时留下的永久性纪念的经过。
童医生的确医术高明，他给我开的阑尾炎刀口极小，缝得十分平整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
有比较才有发言权。因为我女儿 6岁时在上海最好的儿科医院开阑尾炎，那刀口开得又长，缝得又不平整。如果给手术打分的话，童医生可以得 100分，儿科医院那个医生最多只能得60分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：大城市好医院并不一定遇到好医生，在一些不出名的小医院中，往往有医德高尚、医术高超的好医生的，关键是要看医生的敬业精神。
在此，我要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医院、向童医生表示衷心感谢。
五、被飞机撞死的北京女知青
我的题目并没有写错。在我们团部某连，是有一个北京女知青，被飞机撞死了。而且事故并不是发生在飞机场的跑道上，却发生在大田中。
在黑龙江农场，土地辽阔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为了灭虫，经常要请小型军用飞机来帮助撒农药。如何给飞机撒药确定目标呢？这就需要地面人员配合了。如飞机是南北方向撒药，地面上就要派出好几十个人，沿南北方向一字儿排开，人与人之间隔几十米，每人手中举着一面小旗。飞机飞到地头后，降低高度，沿着小旗指引的方向边飞边喷洒农药。等飞机飞过去后，人们一起朝东（或朝西）跑上五十步，再等飞机返回。也就是在地面上做个会活动的标记吧。每次撒药，我们总是首当其冲，满头满脸，全身上下，都是呛人的药粉。
出事的连队正好处在丘陵地带，而那个北京女知青又正好站在高处，前面是一个洼地。撒药那天风又较大，飞行员怕农药随风飘远，所以超低空飞行。不幸的事发生了，在掠过高地时，飞机下面的起落架撞上了北京知青的头部，当时情景极其悲惨。
汽车、火车撞了人后，会立即停车，交通警察会来处理事故。但飞机的速度太快，撞上人以后，飞行员却一点也不知道。等地面指挥官命令飞行员返航时，他还以为是为了加农药。一下飞机，指挥官问他在飞过丘陵小高坡时有何异常，他说好像撞上过一个树桩。等到他明白了事情真相，并看到起落架上的鲜血和脑浆时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听说那个飞行员很年轻，家中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。
飞行员后来如何处置我不清楚，但令人吃惊的是，女知青家竟会祸不单行。
噩耗传到女知青的家中时，她母亲正在生病，怕有意外，暂时瞒着她。女知青的姐姐和姐夫来到黑龙江，住进了我们团部招待所。他们处理完丧事，开了追悼会，准备第二天带了骨灰盒回家。谁知一早，那个姐夫竟然在招待所门口的“冰山”上滑了一下，后脑着地，当场死亡。到过北大荒的人都知道，冬天零下三四十度，泼出去的水马上结成冰，一层一层的水泼上去，每个大门口都有一个“小冰山”。所以泼水时要不怕冷，尽量多走几步，用力往远处泼。因为门口根本没有下水道。
可怜那个知青的姐姐，还没有从失去亲妹妹的悲痛中缓过劲来，突然丈夫又走上了黄泉之路。她带着两个亲人的骨灰回家乡，多么悲伤，又多么凄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