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管理过自己的档案吗？你给自己发过函调吗？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我都亲身经历过。

1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自己的档案自己管：

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，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的一个连队里当文书。全连的老职工、知青以及我自己的档案都由我这个小文书管理，只有连长及指导员的档案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。

我把这几百个大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存放在一个大橱内，并且编上号，用一个本子登记了姓名及编号，以便查找。因为每个月都要做一份报表，所以经常要翻阅档案。

知青的档案都很简要，是毕业的学校制作的，里面只有几张表格，如学生登记表、体格检查表、还有政审表等。其中有一些是学校人事干部到学生父母单位去抄来的一些档案材料。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，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可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老职工就不同了。当时老职工有三种类型：一种是转业军人，另外一种是劳改释放分子，除了这两类，就是一些从山东、河北等地过来投亲靠友的所谓“盲流”人员。“盲流”人员是没有档案的。老职工的档案都比较厚，尤其是劳改犯，里面有不少审讯记录，红色的公章、红色的指印，以及歪歪斜斜的签名，翻阅时总有一些异样的感觉。所有的文书都受过保密制度的教育，凡是在档案上看到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。我认为自己做得不错，即使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学，我也没有提起过所知道的事情。

我对自己的档案了如指掌，记得里面还有一份血书，是我自己加进去的。珍宝岛事件发生后，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连夜写了血书交给党支部，要求去参加战斗，保卫祖国。可惜没有如愿。事后。指导员让我把血书放进个人档案中的。直到77年返沪，我才与自己的档案“告别”。后来我有一次我调动工作，人事干部为了省事，档案由我带过去。她把那个牛皮纸袋左封右封、真好象是个绝密材料似的，我心中暗自好笑。不知那份血书是否已经被清除掉。

2、自己为自己发函调，自己调查自己政治背景:

文化大革命中会议真多啊，大会、小会接连不断。每次开会，指导员就叫我念文件或批判材料。看着大家昏昏欲睡的模样，我越念越快，就好比相声演员说绕口令，甚至整段整页的跳过去。今天我能顺利通过教师普通话考试，与当年的“刻苦训练”是分不开的。

要整党了，我这个小文书竟被选进了整党工作组。我赶紧找整党组长申明：我并不是党员，谁知他叫我马上写入党报告。天那，我连共青团还没有加入呢！但上级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，我只得连夜赶写入党报告，反正那些豪言壮语当时背得滚瓜烂熟，要多少能写多少。

没几天，指导员交给我一份名单，有知青，也有老职工，大概三、四个吧。叫我立刻去团部保卫股发函调，我发现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。我不得不填写了函调表发往父母单位，调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及政治情况。回函内容不出我所料（因为我的档案中早有记载）：伯父在美国，一个堂兄48年留学美国，是内科医生，一个堂兄49年留学美国，是外科医生。虽然我出生时他们早就去了国外，而且没有通信来往。但在文革时期，有海外关系就是件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，记得有部电影中的一句对白：“海外来人了”，这个“海外来人”就是特务无疑。

当我从团部取回函调材料，交给指导员后，他没说什么，支部讨论后，让我把函调插入各人档案中，当然我入党的政审关就没通过。通不过就不入吧，问题是他们过几个月就给我一份名单，每次都有我的名字。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让我发函，自己调查自己。每次回函又大同小异，真使我忍无可忍。最后支部终于明白：我的“政治污点”是无法抹去的，不再坚持让我入党了。随后我非常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，可能团员的政审条件要求可以降低一些吧。

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，虽然群众给我的选票很多，仍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政审没通过，那次给我打击确实很大。谁知77年我病退回沪后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，并且顺利地考上了上海师大。毕业后分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。而我的那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同学，大多数人在外地工作。他们的孩子成了所谓的“知青子女”，为了孩子考大学问题，他们还在来回奔波着。真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