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说明：下面的文章写于2004年母亲节，现在稍做修改补充后合并到我的母亲系列博客中，以后母亲节还可以不断补充。）

往事如烟：

母亲今年九十三岁，一头银白色的发髻下那从容笃定的神态，仿佛诉说着岁月沉淀下的智慧和优雅；深沉中又透露着随和，明智中凸显大方。
我喜欢看着她刻满皱纹的脸，喜欢倾听她那亲切语调，讲述着如烟往事。母亲的话语中总是蕴涵着许多人生哲理和为人之道。

五一长假，我去陪伴母亲。我告诉她，5月9日是母亲节，我准备前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，母亲表示赞同。母亲思维敏捷，说起往事，滔滔不绝。

母亲祖籍苏州东山，有一个谜至今无解，那就是外婆和太外婆都没有上过学堂，足不出户的小姐，却有文化，知书达理。不但能看书阅读，而且还能写字。母亲说，外公和太外公常年在外面做生意，所以外婆和太外婆都识字，鸿雁传书，保持联系。我很奇怪，她们是靠自学吗？
外婆是虔诚的佛教徒，生平吃素食。平时碗筷都要分开的。小时侯经常看到外婆用毛笔字抄写着佛经，那一页页娟秀的蝇头小楷，令我赞叹不已。

1912年，母亲出生于上海。外公是个开明的人，他不反对女孩去学校读书受教育。母亲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务本女子中学。初中毕业后，她又进入一个职业学校读商科，那时男女同校，有些男生就经常欺负女生，还在黑板上写女同学的名字，画漫画等。母亲很生气，就去找校长汇报，那几个学生差点被学校开除，后来家长来求情，才作为记过处分。他们并没有真心悔过，而且还记恨在心。母亲不想继续和他们做同窗学友了，毅然离开了学校。
当时上海永安公司正在招聘第一批女店员，母亲应试成功，19岁就踏上工作岗位，开始自食其力的工作。
永安公司以前都是男店员，后来每个柜台分去两三个女店员，那些女店员上班时候很自由，经常差实习生去买零食和点心，还可以随意离开柜台，去丝绸柜台买些零头料，请裁缝做衣服。如果有朋友来，甚至拉个凳子，坐在阳台上聊天。看来大部分生意都是老店员做的。
母亲说到这儿很不好意思的说，当时我们象孩子一样没有规矩，怎么能够如此上班？
我问她永安公司的郭老板没有炒你鱿鱼？
母亲回答：“没有，后来还是我炒了老板的鱿鱼呢”
原来1935年，母亲经朋友介绍，自己跑到位于南京东路四川北路的惠罗公司应聘。通过和外国大班简单的英语对答，一声“OK”，母亲就跳了槽。其实永安公司也没有去辞职，第二天就到惠罗公司上班了。
惠罗公司很正规，不能随便跑动的。永安公司用本子记帐，但惠罗公司要求用英文开正规发票。惠罗公司薪水高，有休假制度，两年还可以加一次薪水。
有一次应该加薪时，母亲发现并没有加到，她毫不犹豫地去找外国老板，直截了当的询问，我那些地方做得不够，为何没有及时加薪？老板很欣赏她勇敢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，马上通知主管，额外多加了一些薪水。
母亲在惠罗公司一干就是20年。从店员做起，一直做到服装部的部长。母亲很聪明也很刻苦，她外语进步很快，尤其是口语很好。当她八十几岁时，在小妹家做客。妹夫有几个外国朋友来做客，母亲一口流利的伦敦语使老外意外惊喜，和她拉起了家常。他们说在中国很难听到如此纯真的语音。

我很佩服我的母亲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能够自尊、自强、自立，原来以为她到洋行惠罗公司工作是借了父亲家族的光，没有想到她全部靠自己的能力，她是到惠罗公司工作以后才认识我父亲的。

母亲年轻时候很漂亮，而且有学问。但她没有什么家庭背景，在那种环境下，母亲没有象大多数小姐妹一样，去依附达官贵人，没有去做一个富家太太。她靠自己的实力，在十里洋场站住脚跟，而且干得很出色。我为她感到自豪！ （章含之的亲身母亲也是永安公司第一批女店员，和我妈妈认识。章含之是个私生女，她生母后来嫁了一个富商。）

我母亲年轻时是职业妇女，女强人。中国妇女杂志创刊50周年的专刊上，还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她。说她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白领丽人。

1955年，公私合营。外商公司全部转让，由中百公司接管。
所有的惠罗公司的职员，通过学习，提高了思想觉悟，自愿放弃高薪，合并到中百公司工作。（其实当时也不得不走这条路，国家答应他们以前的工龄还是可以算的。）
母亲和父亲的工资大大消减，只能拿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工资了。

那时候是我家度过的第一个难关，当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小，原来孩子有奶妈，家里还有保姆，现在必须紧缩开支，母亲变卖着首饰和其他值钱的物品，存折里的积蓄也不断地减少。……
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母亲度过的第二个难关，家里菜桌上甚至出现了豆腐渣做的菜，一些小带鱼被做成鱼松，成为好吃的荤菜。母亲的姐妹（我们的阿姨和大姨妈）住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旁的弄堂里，离我们家不远。记忆中我们经常到跑到马路斜对面的老大房，看着橱窗里的奶油蛋糕发呆，不住咽口水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如何安排家里的开销的，反正每过一段时间，父母就会带我们去绿杨春等店去吃一顿，那时候我们就象过节一样开心。绿杨春的银丝卷是我小时侯最美味的点心了。

母亲度过的第三个难关是文化大革命，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怕被抄家。家里有个暗阁楼，上面有几个樟木箱，母亲把她多年积累的一些呢料毛料都套上，做成被子放床上。可能是父母在单位里人缘不错，也可能是上苍的保佑，我们逃过了抄家之劫。我伯父家被封，姨妈家的红木家具和值钱物品也被一扫而空。

母亲度过的第四个难关就是上山下乡，我作为家中长女，初中毕业就坚决要求去黑龙江建设兵团。母亲阻拦不住，伤心过度病倒了，阿姨和姨妈受母亲委托去我学校，老师把我的名字划掉了。（因为我们六六届有许多工矿名额，后来六七、六八届才一片红，不可特殊照顾，全部上山下乡。）我知道后又跑到父亲单位，要他到我学校表态，支持我去黑龙江屯垦戍边。我父亲是个思想进步又单纯的人，妈妈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经常埋怨他。

对于我来说，黑龙江九年的磨练很重要，使我一辈子受益菲浅。详情我都写在《北大荒回忆录》里了。但对于母亲来说，她每天都在思念千里之外冰天雪地中的女儿，写一封信要两个星期，而且我有时候没有及时写回信，母亲一天两次等在弄堂口，等邮递员来。几年换过好几个邮递员，他们都认识了我母亲。如果有黑龙江的信，老远就会向她招手报告喜讯……

这些都是后来妹妹们告诉我的。看着母亲当时的照片，她是那么憔悴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深深自责，觉得对不起她，让她受苦了。现在我更加要好好报答她。

下面贴几张老照片：

1、母亲和幼年时的蕾妮（我的小名是蕾妮，家人和小学同学至今还这么称呼我。后来上网，不知道起什么网名好，就把小名作为网名，用的注册名是leini）

2、母亲二十多岁时。那时侯没有彩色照片，在照相馆拍摄后着色处理的。

3、母亲三十多岁时

4、母亲四十多岁时

这张是我小学三年级时，和母亲在西湖划船。那时候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她三十六岁才结婚，为了工作她是晚婚的模范。